[文/新潮观鱼阮佳琪]
6月20日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灯火璀璨的上海大剧院落下帷幕。新加坡导演、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会主席陈哲艺，近日与新潮观鱼等媒体对话，分享自身电影创作理念与观影感悟。
谈及电影创作内核，陈哲艺向新潮观鱼表示，他认为，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来不是纯熟的拍摄技法，亦或是刻意迎合的国际化表达套路，而是创作者立足本土、忠于自我生活的诚实挖掘。他坚信，“越本土就越国际。”
谈到最近在新加坡热映的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陈哲艺透露，他一个月前就在广州观看了这部影片，当晚场次坐满潮汕观众，耳畔皆是潮汕方言，氛围感十足，“我的祖籍是厦门，闽南这边也把奶奶叫作‘阿嫲’，所以这个片子本身我也是有很深的代入感，我也有被感动。”
他也告诉新潮观鱼，他最近没有关注新加坡媒体围绕这部影片展开的解读，但他强调，“我们（新加坡华人）大多是当年下南洋的移民后代，所以对这个作品本身肯定有很深的情感。”
“我必须说，作品很诚恳，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想要看到诚恳的作品。”陈哲艺补充说。
新加坡导演、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会主席陈哲艺与新潮观鱼等媒体对话。
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对话，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微调语序并删减冗余表述，供读者参考：
问：新人导演的作品可能会被认为比较青涩，就您这几天的观察，今年这批亚新的作品整体上有什么特质打动你？是技术方面还是情感方面，或者别的方面？
陈哲艺：我跟其他的评委，看了这几天的片子，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我们最后的成绩单挺亮眼的，而且我也蛮骄傲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做评委，我都希望说我可以挖掘出好的电影。最后几天我是有点担心的，我就担心说作品会不会不够好。但我觉得有几部是很深地打动我。
您所说的青涩，我不觉得是一件坏事。我感觉我们看到了，至少有一两部作品有很赤裸的、生猛的情感，真的是深深打动到我，甚至我记得我们看完片之后，都不约而同地看了一下（彼此的）眼神，就知道，啊，我们真的是有被带入到那个世界。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多所谓的首部作品、第二部作品，很多年轻导演反而可以给到一些很真挚的，很诚恳的这情感，是不少成熟作品里很难见到的。我不会用青涩来去形容它，我可能会用“生猛”“有力”。我觉得我们发现了很棒的声音，而且未来是很有潜力的一些新导演。
问：作为海外出身的评委，您希望带来怎样的评审视角？您会重点关注什么样的作品？
陈哲艺：我觉得最后还是回到会打动我的作品。当然我们开会，我们都有说，希望看到多伟大的片子，或多成熟的片子。但是我觉得电影就那么特别，它也很直接，大家坐在一个放映厅里面，你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落泪，突然被打动。
我感觉电影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觉得这个片子小清新，讲青春，可能不怎么样，但是你被带进去的时候，你可能整个人就融化了。
所以，我是不会带着任何的批判、带着任何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些作品。但是我必须要说，作为评委主席是有压力。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一个评委之一，我觉得没有压力。
我觉得亚新本身是有它的历史，你看它挖掘了那么多优秀导演，包括宁浩导演、曹保平导演，包括台湾地区的林书宇导演，很多杰出导演的首作都是在亚新这个单元被挖掘。所以我觉得我的压力是，我希望说我们会看到、挖掘到很闪亮的电影的。我觉得我的压力在那里。
问：亚洲不同的导演，您觉得他们在选材或者说美学风格上，会有什么有趣的共通之处吗？
陈哲艺：我觉得不是亚洲地区的导演，应该说如果是亚新的作品，其实很多都很个人，他讲的是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家庭，自己对家乡的一些情怀。这也是我看完这十二部作品后，发现贯穿所有影片的一条主线。甚至我自己本身，我13年前的首作《爸妈不在家》，其实也在拍自己家庭的故事，自己童年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很真实、很诚恳的那一面，把它捕捉下来，反而我觉得这是亚洲年轻导演的一个优势。因为很多时候，你一旦开始预算越来越大，可能体量做的越来越越大的时候，有些导演可能就会变得我们所谓的那种“匠气”，或者说太工整，太精准，太完美。但我觉得这种很赤裸的首部电影的情感，也只有在年轻创作者里看得到。
（所以相比成熟度来讲，会更在意情感的真挚度？）
但我必须说，这次有好几部作品完成度都特别高，整体也很成熟。所以我并不觉得它们稚嫩、不成熟，里面承载的情感都带着极强的个人色彩。
新潮观鱼：近几届的年轻创作者都十分看重国际电影节平台，刻意追求国际化表达，可这样一来，影片反倒少了几分本土独有的特质。那在你看来，这些新人导演在创作时，该如何平衡本土真实表达与能够引发国际共鸣的内容？
陈哲艺：我反而觉得越本土就越国际。真的，很多时候只要你捕捉、呈现出真实情感，这份情感本身就是普世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下，人类本身就拥有大量共通的情绪。
可如果拍摄只停留在展现地域风土，没有刻画人物、描摹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与内心情绪，作品就很难产生跨文化共鸣。反之，哪怕故事的舞台是你的家乡、乡村或是小县城，只要人物塑造细腻、情感足够真挚，就算是外国观众，也能产生强烈共情。
当然我不能在这里透露得奖者的成绩，但是今年拿下最佳影片的那部作品，我们评委来自不同国家——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印尼等等，大家看完完全没有隔阂，全都深受触动。这也印证了，本土叙事和国际表达从来不是对立的。
反观有些创作者刻意模仿海外影片套路，照搬美式影片的叙事、配乐、剪辑模板，其实你只是在做一个复制品，这个东西它的内核没有人文的感知力，我们就觉得，这个作品可能不怎么样。而且如果我们要看的话，我为什么要看你拍一个山寨版的类型美国片？我可以看一个好几亿制作的那种好莱坞片子。
我们看到了很多片子，其实它的地域性都非常的强。今年有一个泰国的竞赛片，它拍的是跟佛教跟信仰有关。一个家庭，在一天的时间内去了大概有十多个不同的寺庙。这是非常有地域性的东西，但是他拍这个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情感，这个是共通的。
问：现在是短视频和流媒体特别发达的时代，拿着手机也能拍短片。如果一个年轻人真的想把拍电影当成职业，基于您的经验，您最想给他们的避坑建议是什么？
陈哲艺：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短视频、AI，担心很多工作、岗位会被取代，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反倒愿意迎接AI时代，我认为AI时代本质是属于创作者的时代。
现在很多短视频都在照搬抄袭，看到别人的梗、固定套路就反复复用，连台词都直接抄。包括AI，生成内容依托的也都是人类过往产出的素材，同质化复制现象特别严重。
可只要你拥有独立观点、创作方向和专属个人作者风格，就很难被替代。现在海量短视频内容高度趋同，如果你能用最诚恳、极具个人化的视角去挖掘人性、拍摄画面、讲述故事、撰写台词，你的作品自然会脱颖而出，你会被看到。
很多人觉得当下行业环境是最坏的时代，我却认为这是最好的、独属于创作者的时代。套路化、模板化的类型内容极易复制抄袭，但AI或是其他人，永远复刻不出我的电影。哪怕只是一个空镜头、一场戏的情绪表达，都带着独属于我的叙事质感、观察视角与镜头节奏。别人或许会用碎片化、快节奏的方式草草带过画面，而我愿意放慢节奏细腻捕捉情绪，这份独特性无法被取代。
所以我就觉得，去捍卫自我，去保护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一窝蜂地去跟着潮流。
问：您之前在中国大陆创作了电影《燃冬》，也一度将创作与活动重点放在了大陆。最近您又回到新加坡拍摄了《我们不是陌生人》。想请问您在大陆跟新加坡创作中有什么不同？
陈哲艺：我觉得两地拍戏差别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中国剧组规模很大。当初拍《燃冬》时，我第一次看到剧组名单，列出来大概200个人，我实在不习惯现场有这么多人。我就说我不习惯有那么多人在现场。之后我就跟制片方沟通精简人员，最后只砍到110个人。但是合作的很多演员到片场都感慨，“哇，这个剧组好小。”（国内）人比较多，当然我感觉可能速度、效率也很快。
但是其实不变的地方是，我觉得创作还是一样，你每天还是摆着那个镜头，捕捉那个情感，跟演员讲戏。作为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每天都有同样的创作焦虑，我觉得这个是不变的。
我在新加坡成长，在中国拍片，也去欧洲拍过电影，这么多年创作每一部作品，我都试着打破固有的创作思路，做出创新，我不希望一直在重复自己。我也十分期待日后再来中国拍戏，这里有非常优秀的幕后主创，还有不少我一直想要合作的演员。
问：您的电影会有一个共通的母题，就是萍水相逢的一些人之间的短暂交汇。那这次《我们不是陌生人》给我的感觉是，我会觉得没有以前的电影那么压抑了，会更温柔一点、乐观一点，是心态上有所转变吗？
陈哲艺：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写完剧本之后，我跟所有主创还有演员都说，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拍片过程其实挺痛苦的，我不想每一部作品都给观众留下心里又酸又痛的那种感受。我的电影虽然情感上很饱满，但是总会让人感觉说沉重、压抑。
这几年我跑过不少电影节，看过很多社会题材影片，大多聚焦底层人群遭受剥削、生活困顿，整体色调十分灰暗。看到结尾，有点像掐着你的脖子，让你感受到非常的无奈，不止无奈，无望。
我希望找到人世间的美好。我跟剧组的所有同仁们说，要从角色身上发掘闪光点。我也想说，为什么每天努力工作的那些基层人们，就不能享受到浪漫、爱情、美好。当然他们也会受到他们的挫折，也会有自己的失落，但我希望找到这个美好。
（你会不会觉得。亚洲，尤其是像新加坡啊，或者是中日韩，东亚三国，有一种“人上人”的系统啊，大家都要一直要卷的这种状态。）
在外人眼里看新加坡，大多只看得见富裕光鲜的一面，不少朋友都会问我，新加坡人是不是都很有钱。大家看到的都是表面：城市整洁、办事高效、薪资可观、居住条件舒适。如果你仔细去看，新加坡的穷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穷又不一样。
这座城市生活成本极高，普通人一辈子拼命劳作，为糊口不停为国家、社会、公司消耗自己，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停下来放空、思考，也没有机会喘息。体量更大的国家，至少你还可以跑的出去，可以找个地方躺一下，可在新加坡，躺也躺不平，新加坡人其实压力是很大。
新加坡面积不大嘛，它有点像香港那样，很多高楼，所以你看人挤人，没有空间跟时间去沉淀，或者去整顿自己。我觉得，当然亚洲社会，东亚社会都是这样，但是我毕竟是新加坡人，所以我把焦点就放在新加坡。
新潮观鱼：正好我也想聊一下新加坡。您的早期作品《阿嬷》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最近中国也有一部讲“阿嬷”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新加坡上映。有一些新加坡媒体围绕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提出了些无谓的担忧。您既是新加坡人，同样也承担着影视文化传播的职责，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陈哲艺：《给阿嬷的情书》我大概是一个月前，接着地气看的，我是在广州看的，当时看的是周六晚上九点的场次，现场有很多潮汕观众，整场都能听见大家讲潮汕话，跟着一起看特别有代入感。
我祖籍厦门，闽南这边也把奶奶叫作“阿嫲”，所以这个片子本身我是有很深的代入感，所以我也有被感动。我没有特意关注新加坡当下围绕这部影片出现的各类舆论，但我们大多是当年下南洋的南后代，所以对这个作品本身肯定还有很深的情感，
（那像这两部作品能够在这些地区引起广泛共鸣，您认为，打动观众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这类影片对于亚洲影视的互通交流，可以起到怎样的意义呢？）
就是家庭，责任。我觉得他很多的情感都是非常共通的，所以感触会很深，我也不意外。我必须说，作品很诚恳，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想要看到诚恳的作品。
问：在您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您对自身风格始终非常坚持，但如果站在您的角度，面对一个目前在中国相对低潮的行业环境，您认为导演应该如何取舍商业、观众和自身的风格？
陈哲艺：我感觉，其实一个创作者最后他要回归到“你为何要拍电影”。很多时候大家都喜欢问，要怎么去迎合市场？我反而想的是，一个创作者跟电影的关系是什么？
有些我在国外一些朋友，他们就会说，“哲艺，你干嘛那么认真？就干个活，你干嘛掏心掏肺的，边拍边哭，那么辛苦。”对他们来说，他就很享受在片场的感觉。他拍一个喜剧他也开心，他只要有的工作他也很开心。我觉得他回归到，人跟创作的关系。
但有些人，比如说我，对我来说创作是很个人的事，所以最后这个作品最重要的还是要面对我自己。所以我最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很诚实地对待这个作品，对待里面的人物。
如果一个创作者，你花很多心力去迎合，资方说什么，市场说什么。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懂市场，说这样的团队加上这样的故事，就会有怎样的成绩，但是最后算来算去，你也没有达到那个成绩。所以我觉得，做好自己，面对自己，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
（你之前在大师班说觉得现在拍电影觉得自己越来越难嘛。为什么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反而会觉得更难？）
我年轻的时候会以为说，诶，你得到更多，你的功底更扎实，功夫更好之后，你更有资历之后，拍电影会反而越顺手，越容易。但是其实不是，我反而觉得拍电影会越来越难，因为之前你懂得越多，你就越焦虑。
之前是在一个更无知的一个心态下面创作的，等到后来思路愈发清晰，每一场戏想要达成的效果、镜头该如何调度、依靠镜头运动传递怎样的情绪、演员需要呈现出何种状态，心里都有明确标准。可你越清楚，可能你的团队或你自己，或者你合作演员没有达标的时候，会更让你心酸、心疼。
有时候，我非常羡慕还在电影学院求学的学生。他们常常能拍出惊艳动人的画面，很多时候自己都说不清其中缘由，只是单纯依靠直觉，觉得画面氛围动人就定格下来。我看了都会觉得哇，这个好棒。
但现在我心里都有很清晰的想法，要是团队或者合作的人达不到预期，就会很难受。不知道那个效果还好，可我明明看得见作品能达到的样子，最后却完成不了，这会让导演特别焦虑、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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